時論廣場》我和王滬寧來往的那些年（上）──王滬寧的臺灣經驗（徐宗懋）
1988 年，徐宗懋在上海復旦大學與王滬寧教授合影。（圖文：作者徐宗懋提供）
中共二十大結束，新的政治局常委出爐，習近平主席總覽大局，舊的人士紛紛遭到替代；儘管如此，信任政協主席王滬寧卻是特例，他既被視爲習近平的最高智囊，也曾經是胡錦濤和江澤民的親信，說他是三朝國師毫不爲過。
因緣際會，我和王滬寧先生30多年前曾有一段友誼。對我而言，他宛如一位「消失的朋友」。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王滬寧掌管意識形態工作，前5年主導全國宣傳事務，對於以意識形態主導政策的中國共產黨而言，這個角色十分重要。與過去幾位掌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不同的是，王滬寧曾經是著名學者，發表過歷史和政治思想的相關著作，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脈絡，加上過往行事低調，帶着幾分神秘的色彩。因此，各界也急於瞭解王滬寧的一切，做爲當前中共中央政策評析的參考。
其實王滬寧曾經是復旦大學最年輕的教授，參加過不少座談會，無論是復旦師生友人或者知識界的同好，應該不乏其人，有不少朋友夠資格談王滬寧其人，但在大陸現有的新聞體制下，公開談論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顯然不容易，不過做爲海外新聞同仁的筆者，卻可以公開分享我所知道的王滬寧教授，包括他的風格以及他的思想體系。
1988年5月，我從馬尼拉飛到上海，這是我第二次到大陸。行李放進上海大廈之後，立刻租了車到復旦大學。一個月前我和復旦大學辯論隊師生在新加坡密集相處了一個月，感情融洽。這是新加坡廣播局主辦的國際大學生華語辯論比賽，邀請了大陸、臺灣、香港、馬來西亞和地主新加坡的辯論代表隊參賽。由於是臺灣解嚴後，兩岸大學生首次同臺辯論，立刻在臺灣造成大轟動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臺灣媒體大篇幅的報導，這是兩岸交流的第一個春天，更由於是由年輕人來落實這項交流，因此更充滿了民族的感情和希望。我們分手後，他們可能以爲雙方告別後，彼此會通半年一年的信，然後纔有機會重逢。不料才一個月，我就直奔上海復旦校園，這是一趟驚奇之旅，所以復旦辯論隊師生都出來接待我，彷彿新加坡的熱情相處瞬間重現眼前。由於我們在臺灣這一代都受了濃厚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，對中國歷史和土地都有很親切的感情，所以做爲同胞，我們和復旦師生很快就建立了融洽的感情。
1993年，王滬寧教授所率領的上海復旦大學辯論隊，在新加坡辯論會場上與儒學專家杜維明教授合影。（圖文：作者徐宗懋提供）
1993年，在新加坡國際大專學生辯論會上，筆者與王滬寧教授合影。（圖文：作者徐宗懋提供）
王滬寧此時才32歲，復旦校長謝希德也是著名的開明知識分子。1984年美國總統雷根在復旦大學發表著名的演說，宣揚美國曆史中自由民主的精神元素。當時大陸的改革開放進行了5年，極左的思想已經被徹底的否定，但未來要怎麼走還在探索當中。中國人看到了美國人的富裕、活潑和自由，從過去的反對美帝轉變成對美國充滿了欽佩與嚮往。儘管如此，中國有本身的國情，如何從極左的思想體系和社會運作轉化到現代民主思想和制度運作，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主張和辯論，其中一種有名的主張稱爲「新權威主義」，意思是中國人應走向現代民主，可是中國民主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依然不足，因此需要在一段相當歷史採用新權威主義的治理，創造未來民主建設所需要的條件。新權威主義不僅是政策主張，也由它的歷史根據，認爲人類現代民主就是由資產階級興起的法治所轉換的，過程都有經過一段開明專制的統治期。
1988 年，徐宗懋在上海復旦大學與王滬寧教授（左）和謝希德（右）校長聚餐。（圖文：作者徐宗懋提供）
我當時對王滬寧的思想主張並不清楚，不過他送了我幾本他的學術著作，同時，復旦同學們也提到王滬寧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。我們沒有機會談論太多的思想議題，不過畢竟此時的王滬寧主要是在大學教書，並無一官半職，講話沒有太大的顧忌。復旦有大學生的沙龍，提供啤酒，許多師生喜歡到沙龍喝啤酒聊天，我和王滬寧聊得相當愉快。說起來，1988年大陸已經出現城市經濟改革的諸多弊端，民怨叢生，知識分子嚮往歐美的體制，對現狀相當嫌惡，社會動盪的火苗已經隱隱燃燒。儘管如此，知識界有一股敢言的開放氣氛，某種意義上甚至比現在更自由，我看過許多出版品的用語都比現在要大膽的多。這種思想高度分歧的狀態也反映在中共黨的高層，如此就埋下了黨的大分裂的種子。
1989年4月，我又去了一趟復旦，在學生宿舍住了一晚，跟同學們徹夜聊天，隔天凌晨舍監還沒開門前，我就爬牆離去。第二次到復旦我印象很深刻，過去一年王滬寧拿了霍英東獎學金到美國待了一陣子，我看見他美國回來後，穿着變的時髦很多，提到在美國的見聞，他顯得很興奮，很多心得。他說臺灣送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數量「不得了」，對臺灣的發展影響巨大。另外他也說，宗教深入美國家庭的程度超過他的想像。王對美國的瞭解不再只是書本上的記載，而是整個社會運作和真實民情的體會。兩個月後，我被《中國時報》再派去大陸，接替天安門事件的採訪，前兩位同仁已經待了兩個月太累了，我是去輪班的，沒想到自己一週後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倒在血泊中。接下來的半年，對我而言，是從昏天暗地到逐漸平息的心理狀態，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最終只能交給歷史去裁決了。
1990年6月，也就是天安門事件過後的整整一年後，我又再次去了復旦大學探望好友，幾位復旦的同學捲入「六四」被開除學籍，他們後來去南方做生意賺了大錢，成爲那個時代許多類似故事之一。那次，我去王滬寧的辦公室聊了兩句，他已從去年美國剛回來的時髦打扮換回樸素的白襯衫，許多大陸領導人「六四」前穿西裝，「六四」後突然換回中山裝，服裝彷彿也成了某種政治表態的象徵。我們談話不多，不過有提到「六四」和東歐變局，他說中國不能像東歐那樣，這個看法符合他的理論，至於中國應該怎樣呢？他沒有說，不過我們是可以推斷的。
1992年，王滬寧到臺灣參加研討會，我和幾位臺灣大學同學到旅館房間探望他，此時離第一次國際大專生華語辯論賽已經有4年了。王說臺灣建設的不錯，高速公路旁邊的綠化工作做得很好，我認爲以王滬寧絕頂聰明的資質，他對臺灣的觀察雖是僅僅幾天，但絕不含糊，一定可以抓到一些重點，畢竟理性的知識他早就具備了，所需補上的只是感性的理解罷了。1993年王滬寧又再次帶領復旦大學辯論隊來到新加坡，我也再度前往採訪，我們這次沒有太多的交流，不過倒是拍了不少的照片。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王滬寧了。
根據現有的資料，1995年王滬寧就北上就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，過去曾幫上海市長江澤民整理大塊理論文章，現在則開始幫江總書記主導思想論述，實際上等於是指導黨和國家的思想理論工作。1998年，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。2002年被擢升爲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，接着繼續升任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、中央政治局委員，直到2017年成爲政治局常委。
（作者爲資深媒體人）